小品出现在娱乐舞台上以来，一直是喜剧的形式。即使有煽情的部分，也是比较自然的。更多是表现人的真善美。也有一些作做的作品，但是也不像现在的喜头悲尾。

要说这个典型的喜头悲尾的模式，是从这几年的喜剧比赛开始的。为什么要喜头悲尾呢？我觉得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。

一是比赛跟晚会不同。晚会上小品是气氛点缀，而比赛是一个接一个的喜剧作品。前者是轻松的欣赏，后者是挑剔的比较。前者是唠家常，后者是攻心战。这就好像是自主学习和应试教育。后者可能分数更高，知识点更集中，但是也会越来越模式化。就像现代的高考，古代的八股文。优点是有的，但是模式最终还是限制了内容。

所以喜剧小品出现了越来越模式化的趋势。模式代表着安全。你在喜剧舞台上看到的小品，总有大概的几类。回头想想本山大叔的小品，你就会看到，他的作品年年不同，没有固定的模式。他的电影，电视剧作品也是风格各异，没有套路。

另外的原因可以从时代考虑。小品出现的时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。那个年代的人们，在冲破局限，释放自我的过程中。这个过程充满了攻击性和激情。那时的喜剧作品与人们的心理状态是呼应的。陈佩斯的《主角配角》是一个很典型的作品。“主角穿上伪军的衣服也像地下党，配角穿上八路军服也像汉奸”。本山大叔的小品，更是以一个非主流农民形象占领了舞台中央。再到后来的《实话实说》。崔永元打破了中国媒体人一向的脸谱化主流表达方式，访谈节目呈现了喜剧效果。

说实话，本身就可能有喜剧效果。实话，就是人们真实的想法，感受和欲望。而这些真实的人性色彩，因为不被人类社会接受而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封锁起来。人们常常在酒后，梦里，或者强烈的冲突争吵中，口不择言把它们释放出来。键盘侠，网络暴力，行为犯罪里，有它的身影。而更高明一点的方式，是用被社会允许的方式呈现出来。美术，音乐，体育，戏剧，小说。我们看到的任何创作，实际上都是在“说话”。这其中的一种，就是喜剧，或者幽默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小品的呈现呼应了这个时代人们攻击性的最简单直接的释放，主流和非主流的重新洗牌。这是一个自我回归的豪情时代。

再后来一些，喜剧爆发性的形式变得温和了一些，有过程，有铺垫。比如开心麻花的喜剧，德云社的相声，本山快乐营的情景剧，以及后来的爱笑会议室，周六夜现场。这些喜剧越来越真实地表现人性，放弃了高台教化的模式化。异彩分呈。

这些温和的形式，都还没有呈现当下典型的喜头悲尾。这些幽默的形式，都还是以攻击，释放，生活为主。最近几年的喜头悲尾又如何解释呢？

我们来看看最近的新片《你好，李焕英》。作者和很多同时期的文艺作品一样，把80年代的生活表现得非常美好。回顾一下过去，似乎还没有哪个年代的人们如此眷恋过去的某个时代。这个以喜剧开始的电影，结尾仍然是悲情的。不仅仅是因为母亲的意外离世，还因为我们远离了那个充满人情味的生活记忆。

这几天看了《你好，李焕英》，《刺杀小说家》和《侍神令》。好巧不巧的是，这几部电影都在表现某种缺失和分离。母女的分离，父女的分离，恋人的分离。这些分离，是绝望而无奈的。《侍神令》里的周迅和陈坤，他们演绎的角色，都带着淡淡的哀伤。而这样的哀伤，和贾玲的哀伤一样，不仅仅是角色的，也是演员本身的。甚至你分不清他们演绎的是电影还是自己的人生感受。这不仅仅是失去的哀伤，也是因为我们与曾经拥用过的生活、情感之间，无法跨越的断裂。

我们这个时代，不再是一个表现攻击性的时代，而是一个缺乏攻击性的时代。小品的喜头悲尾，有一种渐渐没墨的感觉，就像我们渐渐花光的力气，没有新的供给一样。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，人们压抑的攻击性井喷式的释放，今天则是我们为攻击性过度消耗付出代价的时代。我们渐渐失去了爱的能力，失去了养育后代的能力，我们的力量，消耗在地铁里，消耗在房价里，消耗在套路里，消耗在婚前财产的算计里。

我们花尽力气赚来的，渐渐成为包袱，成为铁甲，把我们的体力和热情耗尽。如果说幽默是真实的释放，我们的真实，有什么好释放的？我们稍微一释放，就可能从里到外碎一地。我们像裉色的彩色胶卷一样，哀伤而无力。我们不以悲结尾，以什么结尾？

今年的脱口秀大会，是年轻人释放攻击性的窗口。这是一个不煸情的喜剧窗口。但是这个窗口里有谁？有抑郁的李雪琴，有年年打退堂鼓的张博洋，有刚离婚的思文程璐，有“人间不值得”的李诞，有直播还债的罗永浩。这个群体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名片。他们不用煽情，本身就悲喜交加。即使今年出席了辽宁春晚的李雪琴，也还是黑白两色的服装。彩色也许仍然是她的情绪无法驾驭的。

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的，与我们每个个体所经历的，应该是一致的。我们经历了与亲情，爱情，友情的分离，也经历了与自已的，与过去的，与生活的分离。我们却再也无法回到过去，我们必须从未来找到家园，找到我们付出就能有收获的踏实的日子。我们也必须为生命力和攻击性找到对的出口。喜剧没有模式，它是我们心里的战鼓，因为喜悦和希望咚咚作响。